孔令辉涉赌事件与赌债的司法追讨

2020-07-02收藏量757815人已阅

孔令辉涉赌事件与赌债的司法追讨

    孔令辉涉赌事件与赌债的司法追讨

    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主教练孔令辉被新加坡一家博彩公司起诉追讨赌债,引起不少的关注。由于诉讼是在香港发生,不少人感到奇怪,中国大陆是孔令辉的居住地,新加坡是其参与赌博及赌债的发生地,选择在任何一个地方起诉,似乎都比在香港来得合理。为甚幺新加坡博彩公司选择在香港起诉?香港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吗?澳门博彩经营者是否可以仿效新加坡博彩公司的做法,在香港起诉欠赌债的内地居民?本文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供有兴趣者参考。

    衆所周知,香港的法律制度属于普通法的体系。像追讨债务这类仅涉及当事人之间权利的案件,在普通法中被归入“对人诉讼”的範畴。对于此类诉讼的管辖权,普通法的规则完全是程序性的。也就是说,按照普通法,任何人,不论是香港人还是外国人,无论是否与香港有财产等实质性的联繫,都可以请求或接受香港法院的管辖,只要被告已经被送达诉状。

    在香港,原告发起一个民事诉讼,多数情况下需要首先向法院申索登记处登记传讯令状(传讯令状是诉状的一种,绝大多数的民事诉讼案件,例如有关合同、侵权等案件,需要使用传讯令状,只有极少数没有事实争议的案件,例如要求解释法律条文、合约条款、遗嘱的含义等,才使用另一种形式的诉状,即原诉传票),并缴纳一笔小额的案件登记费。一般而言,原告在递交传讯令状的同时,还要递交一份申索陈述书,讲清楚诉讼的法律依据和事实根据,以及要求何种救济或补偿。传讯令状由法庭人员盖章编号方为有效。然后,原告必须负责在十二个月内(除非法院特别宽限)把已有法院封印的传讯令状和三份送达认收书送达被告。如果被告在香港,诉状送达通常採用三种方式:(1)亲手递交给被告;(2)寄送挂号信;(3)塞进被告的信箱。如果被告不在香港,则属于境外送达,需要获得法院的特别许可。其中,如果被告居住在中国内地,则需要通过《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託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规定的途径,由香港高等法院委託被告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送达。

    媒体踢爆聪明追债

    在孔令辉案中,实际上,原告甫一完成递交传讯令状的程序,即遭媒体踢爆。孔令辉鑒于自己的敏感身份以及内地纪律的严格要求,不得不快速归还了赌债。本案中,作为原告的新加坡博彩公司採取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追债策略,即适时把媒体引入其中,以至于未经複杂冗长的诉讼程序,即迫使孔令辉就範。据报道,新加坡的赌场近年来坏账急剧上升,不少赌客欠债之后即溜之大吉。由于欠债的赌客多数是外国人,博彩公司跨境追债遇到很大障碍。此次新加坡博彩公司在香港起诉,巧妙地利用了媒体的力量,不仅一举追回贷款,而且对其他欠债的赌客也起到敲山震虎之效,实在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追债行动。

    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如果孔令辉不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物,新加坡博彩公司的追债行动未必能够如此顺利。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而言,能够轻易地发起诉讼是一回事,赢得诉讼并追回债务又是另一回事。

    审讯不便中止诉讼

    首先,将传讯令状送交不常居住在香港的被告即有相当难度。如果在香港送达,原告必须等待被告在香港现身。如果被告在香港没有住所或没有生意上的往来等紧密联繫,则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将诉状送达被告是不能确定的事。如果属境外送达,法院需要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4A章)第11号命令或《区域法院规则》(第336H章)第11号命令的规定,作出决定。按照该命令,法院通常在诉讼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才会许可境外送达:(1)被告在管辖範围内有住所或通常在香港居住;(2)诉讼的目的是要求被告在管辖範围内做或不做某事;(3)一名被告已获送达诉状,而另一名被告属于一个必要的或恰当的当事人。如果诉讼是有关合同事务,则该合同必须符合以下任一条件:(1)在本司法管辖权範围内订立,或(2)由或透过一名在本司法管辖权範围内营商或居住的代理人,代表一名在本司法管辖权範围外营商或居住的委託人订立,或(3)因其条款或隐含情况而受香港法律管限,或(4)载有一项条款,表明原讼法庭具有司法管辖权聆讯并裁定就该合约进行的任何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将不获许可境外送达。

    其次,在香港送达的情形下,如果被告与香港的联繫太过薄弱(例如被告仅仅是在香港停留几个小时,与香港并无其他联繫),则即使原告送达诉状成功,也可能被法院认为不适宜审理而裁定中止诉讼。法院在作出是否审理的决定时,通常综合考虑取得证据的方便程度、证人到庭的困难程度和费用、判决被执行的可行性等其他各种使审判方便、快捷、节约的实际问题。如法院认为案件由另一法院审理对双方当事人更为方便且更能达到公正的目的,即可裁定中止诉讼。

    再次,如果真得展开诉讼,双方在法庭上你来我往,原告未必能够胜诉,而且诉讼旷日费时。

    内地法院不认赌债

    最后,即使原告胜诉,还有执行的问题。如果被告在香港没有资产,则胜诉后的判决在香港无法执行。如果要求中国内地法院协助执行,则受到诸多限制。其一,中国内地法院协助执行的香港司法判决,只限于《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规定的範围,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协议管辖由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香港法院的司法判决才能由中国内地法院协助执行,当事人没有书面协议由香港法院审理的,中国内地法院即没有义务协助执行。其二,该《安排》明确规定,内地人民法院认为在内地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判决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认可和执行。关于赌债的案件,内地法院向来认为赌博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而不予承认。所以,关于赌债的司法判决一般不可能在内地得到执行。

    因此,从纯粹法律的角度而言(不考虑社会影响),如果孔令辉在香港没有资产,则可以选择完全不理睬新加坡博彩公司的追债行动。

    近年来,内地不少赌客欠澳门博彩公司的赌债。由于中国内地法院不承认赌债的可执行性,所以如何正当合法地追讨赌债,成为澳门博彩公司头疼的问题。既然新加坡博彩公司通过在香港起诉的方法追债成功,澳门博彩公司能否仿效新加坡博彩公司採用同样方法?笔者认为,如果被告在香港有资产,澳门博彩公司完全可以採取这种方法。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几家澳门博彩公司在香港起诉,并获得成功。但如果被告在香港没有资产,从法律诉讼的角度而言,此种办法未必奏效。如果在法律诉讼的同时,把媒体牵扯进来,有可能产生较好的效果。澳门博彩公司需要权衡各种选择,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定。

    王长斌(澳门理工学院博彩教学暨研究中心教授)

相关文章